专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 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能提高国有企业绩效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

  陈其安;唐书香

  党委党组对“三重一大”事项（重要人事任免、重大决策事项、重大项目安排与大额资金使用）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是将党组织深度嵌入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在不显著降低国有企业社会绩效的情况下，显著地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实现了国有企业绩效的帕累托改进。（2）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是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提升国有企业经济绩效的重要途径。（3）相较于地方国有企业和市场环境健全地区国有企业，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中央国有企业和市场环境落后地区国有企业的帕累托改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结论明确了党委党组“讨论前置”决策机制对国有企业社会绩效和经济绩效的政策效应，为进一步优化党组织参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提供了经验证据。

  2022年12期 3-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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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能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吗？

  王梦凯¹;刘一霖¹;李良伟²;马德芳²

  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双向进入”和“交叉任职”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具体表现为党组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能够抑制企业信息披露的违规倾向、违规次数，在考虑遗漏变量偏差、自选择问题、互为因果等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2）渠道检验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能够通过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降低经营风险发挥积极的治理作用，进而抑制企业信息披露违规。（3）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信息披露违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但是在不同政府行业管制的情境下，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的抑制作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不仅补充了党组织治理和企业信息披露的相关文献，还为加强党组织建设、净化市场生态、维护资本市场经济秩序提供了一定的经验参考。

  2022年12期 19-3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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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建入章”增强了企业对国家战略的响应力度吗？——基于我国A股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经验证据

  修宗峰;冯鹏蒴;殷敬伟

  “党建入章”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法定地位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企业的经济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16—2020年A股企业披露的乡村振兴参与信息，通过手工搜集上市公司“党建入章”的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提升了企业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力度，并且能促使企业选择产业振兴的帮扶方式。（2）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党建入章”的企业有着更高的后续乡村振兴参与意愿，且会持续性地参与乡村振兴。（3）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在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以及企业距离国家级贫困县较近时更为显著。（4）渠道检验表明，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后，企业能够提高党委成员任职董事会的比例、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更可能由一人担任，并促进了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的深度融合。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对于在后扶贫时代如何有效地推动企业“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2022年12期 35-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2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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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组织建设是否提高了社会组织筹资收入？——来自中国基金会的经验证据

  欧翠玲^1;2;颜克高¹

  本文立足于社会组织筹资收入，从社会组织党组织建立、党组织类型、党组织书记交叉任职、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以及党组织活动开展的视角，实证研究党组织建设对社会组织的赋能效应。本文描述分析<number>2139</number>家基金会样本数据，应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党组织建设对基金会筹资收入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1）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发现，党组织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基金会的筹资收入，影响程度大小为政府资助收入&gt;捐赠收入&gt;营利性收入。（2）党组织参与基金会治理的微观层面是党组织建设提高筹资收入的主要渠道。党组织建立后，通过党组织类型、党组织书记交叉任职、党组织书记参与内部治理和党组织活动开展等中介路径影响基金会筹资收入。（3）异质性分析表明，党组织建设提升筹资收入在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中的效果更为显著。但细分筹资收入检验发现，相比于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公募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对非慈善组织的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的社会捐赠收入提升作用更强。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社会组织筹资渠道、加强党组织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对如何有效地推动“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2022年12期 51-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0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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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管理

• 战略过程中的中层管理者

  李炜文;高岩;李晓彤

  在动态、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经营环境下，中层管理者作为企业联通战略制定与执行的关键环节，其角色和价值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关注。然而，当前围绕战略过程所开展的中层管理者研究还较为分散，缺乏对中层管理者角色及行为的系统性研究，尤其对中国情境下的中层管理者管理实践认识不足。本文试图对1986—2020年间国内外顶尖期刊发表的103篇中层管理者文献进行分析，提出一个整合的中层管理者概念框架。本文首先对中层管理者的概念内涵及其在战略过程中的角色作用进行系统阐述；接着分别梳理了中层管理者在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最后，总结了现有研究的不足并提出在中国制度文化和数字化情境下开展中层管理者研究的建议。本文构建了中层管理者研究的整体概念框架，厘清了中层管理者参与企业战略过程的作用机理，提出了中国情境下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推动中层管理者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022年12期 69-8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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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研究

•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如何促进“外乡人”入村创业？——基于家庭规模的视角

  张茜¹;蔺楠²

  乡村振兴呼唤人才，农户异地创业浪潮随之高涨。但农户异地创业及其流向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尚未得到重视，更少有研究结合家庭结构因素进行讨论。本文基于2016年上海财经大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千村调查”和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从家庭内部社会化特征和家庭资本角度出发，结合农户异地创业特征及障碍，考察创业者原生家庭规模对异地创业、创业流向影响，以及个体人力资本和企业所属产业类型在上述关系间所起到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各地突围“抢人”大战，实现创新发展和产业升级产生积极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创业者的原生家庭规模越大，越容易采取异地创业行为；（2）并且倾向去往与原生地经济发展距离较大的地区；（3）创业者的个体人力资本放大了家庭规模与异地创业、经济发展距离的正效应；当企业属于第三产业时，家庭规模与异地创业的正效应更强。研究通过将家庭科学与创业研究结合起来，凸显了家庭规模对创业选择的重要作用，并为乡村地区制定“引人”和“留人”政策，尤其是针对相对落后地区发挥产业和项目集聚能力提供借鉴。

  2022年12期 87-10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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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蜂鸣”的创业者缘何更敬业？——本地创业激情对创业敬业度的影响研究

  陈建安^1;2;金泽林¹;陈武^2;3;邢毅闻¹

  本地创业激情发轫于当地个体创业激情集合形成的蜂鸣，又对嵌入本地的其他创业者产生感染和启发的潜移默化效应。本文从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的视角，引入创业身份中心性和创业目标清晰度，系统地考察宏观场景的本地创业激情通过何种机制对嵌入其中的个体创业者的敬业度产生影响。结论表明本地创业激情对个体创业敬业度的促进作用存在情绪模仿—反馈机制、社会学习机制和身份动机机制。本研究拓宽了创业激情感知与传染的研究范围，深化了对本地创业激情作用于个体创业敬业度的机理认识。

  2022年12期 103-1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5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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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 拟人化导致多用还是少用？——拟人化设计和产品类型对购后使用量的交互作用研究

  杜建刚;朱丽雅;宋捷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拟人化设计在购前阶段对购买意愿的积极作用，但能够提升购买意愿的营销策略未必有利于促进产品的使用，拟人化设计在购后阶段的效果即会导致多用还是少用尚未明确。本研究通过一项实地实验和两项情境实验，探究不同的产品类型（享乐品vs.实用品）和是否进行了拟人化设计（拟人化vs.非拟人化）对购后使用量的交互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对于享乐品，相较于非拟人化设计，在拟人化设计的条件下产品的购后使用量更多；对于实用品，相较于拟人化设计，在非拟人化设计的条件下产品的购后使用量更多；（2）对于享乐品，心理距离正向影响使用量，并在拟人化设计对产品购后使用量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对于实用品，心理距离负向影响使用量，并在拟人化设计对产品购后使用量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基于以上结果，本研究拓展了拟人化和购后消费行为相关研究，同时为企业针对不同的产品类型进行拟人化策略的运用提供了参考。

  2022年12期 120-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7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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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

• 数字激励：概念、过程与反思

  孙新波;何志伟;张庆强;秦佳慧;孙浩博

  数字时代催生的数字激励对传统激励机制和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为解决传统激励困境提供了契机。数字激励是指组织基于数字技术构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通过实时采集被激励对象的行为与特征数据，并自动进行后续的数据处理分析，充分释放数据所蕴含的激励性，实现精确加强或削弱被激励对象特定行为的过程。本文首先运用CiteSpace软件，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出“数字激励”相关研究中的核心维度：时代背景、技术基础、激励机制、关键活动和应用场景，基于对核心维度间关系的理解梳理数字激励概念。其次，分析数字激励的不同应用场景，结合数字激励的概念和核心维度归纳出数字激励的技术实施路径和组织实施路径。最后，从组织人力资源管理遵循的人本、效益和系统规律出发，对数字激励实践进行追问与反思，并据此指出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突破方向，以期正确引导、有力推动数字激励向纵深发展。本研究有助于提升数字激励概念体系的完整性和清晰度，为数字激励的实施应用和复制推广提供依据。

  2022年12期 136-1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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